波德莱尔诗13首

艾略特一八八八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他的家族来自新英格兰，与亚当斯和洛威尔等美国历史上的望族沾亲。艾略特的祖父一八三四年从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他充满宗教热情而又精于日常事务，以唯一神教（也称神一体派教会）牧师的身份到圣路易斯传教，在这座位于密西西比河河畔的边疆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前身就是他创办的。狄更斯在《游美札记》里提到他时还不忘美言几句。唯一神教崇尚知识和现世进取，否认正统基督教里的原罪和受罚等基本教义。当时的美国正在迅速扩张，人们普遍相信进步的理念，相信自我可以不断完善，唯一神教成了美国世俗社会的精神支柱（或曰意识形态）。艾略特成年后的经历和信仰实际上是对带有浓烈美国特色的家庭宗教的背叛。但是，他早年的生活却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在《四首四重奏》之三把密西西比河比喻为“强壮棕色的神”，它“神情阴郁”而又“桀骜不驯”。密苏里州在二十世纪初是早期爵士乐拉格泰姆音乐（简称“拉格”）的中心。《荒原》里有这样的诗行：“哦哦哦哦这莎士比亚式的拉格——/多么文雅/多么聪明。”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四年，艾略特在哈佛求学。一九一〇年十月至一九一一年夏，他游学巴黎，与法国青年韦尔德纳尔结为好友，还完成了诗歌《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和《一位夫人的画像》。他大大得益于哈佛的自选制度，受到威廉·詹姆斯、白璧德和乔治·桑塔亚那等大师亲炙，甚至还学了点梵文。他对但丁的境界心向往之，一边修习意大利文，一边在不同的场合用但丁的语言默诵《神曲》中的诗章。白璧德对以卢梭为滥觞的张扬个人和自我的浪漫主义的批判，桑塔亚那对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三位哲学诗人的分析，是艾略特的精神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营养要素。一九一四年夏，艾略特为撰写有关英国哲学家弗·赫·布拉德利的博士论文赴牛津大学留学。同年秋，他在英国结识了比他大三岁的同胞庞德，并很快成为以后者为核心的文学圈子中的一员。庞德读了艾略特的一些诗稿后大加赞赏，推荐到美英两家颇具先锋色彩的杂志《诗刊》和《爆炸》上发表。一场诗界革命正在悄悄发生。这两位旅欧的美国年轻人都深爱欧洲古典语言，对惠特曼式的自吹自擂的宏大诗风尤其反感。用庞德的小诗《合同》中的话来说，继承自惠特曼的诗歌材料将在这一辈新人手中获取新的形体与生命：“是你砍了新的木头，/如今已是雕刻的时候。”

从此艾略特走上了与亨利·詹姆斯一样的移居英国之路。哲学家罗素把他介绍给社交界的闻人，使他能够更加便捷地登上英国文坛。一九一七年艾略特进伦敦的劳埃德银行“殖民地与海外处”工作，同年诗集《普罗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到的事物》出版。文化界的少数精英对艾略特的异常兴趣加速了这位三十岁的美国诗人在伦敦得到承认。尽管他的《诗作》只收了《夜莺声中的斯威尼》等几首小诗，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莱纳德·伍尔夫还是以兴奋的心情亲自在霍加斯书局用手工印制限数版，这本精致的诗册自然而然地飘出权威的墨香。翌年年初，奥维德印书馆又出了他的诗集《我们向您祈祷》（美国版书名Poems ），剑桥英文系年轻教师瑞恰慈读后立即想请作者到剑桥教英国文学，还专程去银行看他，未获成功。一九二二年十月，艾略特非常看重的杂志《标准》在罗斯米尔夫人的赞助下创刊，他利用主编的特权，在第一期上刊出《荒原》。第二年霍加斯书局为这首时人还不大能接受的长诗出单行本，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动手为它排版。

一九二五年四月，艾略特加入成立不久的费伯出版社，后来成为该社总编，直至辞世。作为出版家的艾略特热心奖掖后进，英国现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框架也可以说是他直接参与搭建的。奥登的第一本《诗集》（一九三〇）由艾略特在费伯出版，所谓的“奥登那一代”即便有反抗前辈诗人之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教于艾略特。比奥登还小一辈的泰德·休斯也得到艾略特的提携，并长期将艾略特视为父亲般的人物，他的第一部诗集《雨中鹰》（一九五七）由费伯推出后立即得到普遍的认可。在现代派小说演进史上，艾略特也留下了他的印记。朱娜·巴恩斯的《夜林》（一九三六）中有不少女性同性恋的内容，触犯了当时的禁忌，艾略特不仅予以出版，而且还为小说的美国版（一九三七）撰写了有名的短序。被艾略特退回的稿子中也不乏名作，例如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艾略特并不同意这部政治寓言的讽刺指向。他直率地告诉作者，从小说的描写来看，猪在各种动物中最聪明，农场只能由猪来管理，要紧的是这些猪必须具有公共精神，其他都是次要的。

一九一五年，艾略特未征得父母同意就与英国姑娘维芬·海-伍德结婚。或许他想以此断绝回到美国的念头。维芬经常失眠头痛，情绪波动大，有时还有点歇斯底里，致使两人不堪重负。到了一九二五年，艾略特与他的英国朋友们公开谈论与她分手的可能。后来两人分居，维芬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不得不在一九三八年进一家私人精神病院疗养。也许是不想再去碰触他俩心灵上的伤口，艾略特从来没有去探望过维芬，很多艾略特的崇拜者为此感到不安。一九八四年，迈克尔·黑斯廷斯通过戏剧《汤姆和维芙》讲述了两人间这段神经绷得过紧因而充满痛苦的生活故事，十年后同名电影上映。舞台和银幕上的艾略特都给观众留下过于矜持、冷酷的印象。但是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刚出的《艾略特书信集第二卷：1923—1925》（由范莱丽·艾略特与休·霍顿合编，费伯出版社）却显示，艾略特在《荒原》发表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一心照顾维芬，可以说也尽了责。另外，他还忙于应付银行事务，编辑《标准》杂志并从事写作，力不从心。难怪他自己有时候几乎也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

艾略特出国不归，他在哈佛时结识的波士顿姑娘埃米莉·赫尔极其失望。据考，艾略特早期诗作里“姑娘”或“女士”的形象往往以埃米莉为模本，没有埃米莉激发的那种类似心灵顿悟的强烈而神秘的经验，艾略特大概写不出像“编织，编织你秀发中的阳光”（《一个哭泣的年轻姑娘》）那样令人难忘的诗行。一九二七年，经过多年的沉默后，在威斯康星州一所学院执教的埃米莉就当代文学的有关问题写信请教艾略特，从此两人书信往还相当频繁。假如他们有某种默契的话，那就是，一旦维芬过世，他们就共同生活。但是维芬一九四七年去世后，已习惯独居的艾略特不再与埃米莉谈起婚事，两人为此都感到苦恼。在伦敦这方面，与艾略特亲密无间但又从不逾越礼防的玛丽·屈维廉两次向他表示愿意结为夫妇，遭到婉绝。艾略特在一九五〇年给玛丽的信里不得不坦白，他与另一位女士相爱已久，那感情几乎难以言表。他只想与她结婚，但是竟然无法履行自己爱的允诺；身体的疲乏无非是灵魂衰竭的标志。也许他的畏缩是永远得不到原谅的，他的钻心之痛将一直陪伴到他的死亡。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艾略特的灵魂衰竭出现转机。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出人意料地与他在费伯出版社的秘书范莱丽·弗莱彻结婚。这对大西洋彼岸的埃米莉·赫尔是极大的打击。

艾略特于一九二七年加入英国国教会，改入英国国籍。他在文集《兰斯洛特·安德鲁斯》（一九二八）的序言里对自己的立场作过一番表白，他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其实他在一九一四年旅欧时就产生过强烈但是又模糊的宗教冲动。

很少有英国作家像艾略特那样长期倾心于法国文学。一九〇八年二月，亚瑟·西蒙斯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八九九）一书使还在哈佛读本科的艾略特对法国象征派诗人如兰波、拉弗格和魏尔伦产生浓厚兴趣，他甚至尝试用法语写诗。一九五〇年，他在总结但丁对他的特殊意义时说，朱尔·拉弗格教会他如何锤炼自己的语言。读者不难发现，拉弗格笔下那严肃而又滑稽、高尚而又猥琐的小丑的形象改头换面后出现在艾略特的早期诗作里。艾略特还特意提到，波德莱尔在《七个老头子》中的两行诗（“熙熙攘攘的都市，充满梦影的都市，/幽灵在大白天里拉行人衣袖！”）给他极大启发，原来描写城市生活丑恶面的写实笔法可以与诗人变化万端的幻想巧妙结合，他当年在圣路易斯目睹的诸多城市景象尽可入诗：

我想，从波德莱尔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诗可以那样写，使用我自己的语言写作的诗人从未这样做过。他写了当代大都市里诸种卑污的景象，卑污的现实与变化无常的幻景可以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可以并列。从波德莱尔那里，就像从拉福格那里，我认识到我有的那种材料，一个少年在美国工业城市所具有的经验也能成为诗歌的材料；新诗的源头可以在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荒芜的、绝无诗意可言的事物里找到；我实际上认识到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诗意的东西变成诗。一位伟大的诗人只需在很少的几行诗里向年轻的诗人传授他必须传授的一切。

来自母语文学传统之外的影响往往发生较晚，故而作家对此有很强的自觉意识。人们不记得自己婴儿时期吮吸的乳汁的香味，并不意味着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吸收的营养就无足轻重。在艾略特身上，英语诗歌传统和英语文化的感化力是不言自明的。他的创作常常得益于他对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和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深湛研究。艾略特生前未发表的一系列早期诗作经著名学者克里斯多弗·里克斯编辑于一九九六年出版，编者极为详备的注释表明，艾略特既善于模仿拉弗格等人的诗风，又时不时地让自己的诗句回应英语诗界前人的声音。所谓的现代派诗歌以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感伤和矫揉造作而著称，但是它与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对不容忽略。艾略特诚然改变了他那一代人的表现方式，不过他从小就从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汲取了大量养料。他在十四岁时迷上了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也学着用四行诗体写起诗来，可惜这些最早的少作已经不存。他对狄更斯小说中的细节极其熟悉（还从《马丁·瞿述伟》来认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浮夸的美国），甚至喜欢成段地背诵福尔摩斯的故事。这部文集中有好几篇艾略特评论阿诺德、丁尼生、佩特和柯林斯等十九世纪中后期作家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如何浸淫于维多利亚文化。在他接触法国象征派诗人之前，他研读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诗歌。约翰·戴维森的《一周三十先令》一诗中那位在贫困中不失尊严的小职员的形象使艾略特终生难忘。艾略特注意到戴维森不避俚俗的语言与该诗的内容相得益彰，这一特点显然也见于艾略特的创作实践。

《普罗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到的事物》是艾略特发表的第一本诗集。不受格律限制的自由诗体、不登大雅之堂的描写和新奇得近乎怪诞的比喻还不能为普通读者所接受，《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新政治家》杂志的诗评作者甚至怀疑这些“观察”是不是可以称为“诗”。诗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最初在一九一五年六月的《诗刊》上登出）。以往的情歌是夜莺用甜蜜的歌喉唱出来的，普罗弗洛克的情歌则不然。该诗起首处的“暮色”毫无诗情画意，它“像一个上了麻醉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诗中的主人公“我”似乎走在赴晚会的路上，任自己的思想随着狭窄冷落的街道延伸展开。他自称不是哈姆雷特，但和哈姆雷特一样犹豫不决，缺乏采取行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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